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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的道德文化构建

时间:2015-12-30 09:32 来源:第一论文网 作者:毕业论文 点击:
“和谐社会”①就成了一个当前中国最流行的政治词语。这就决定了文化中最重要的功能——对社会的整合功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历来试图从道德上入手来构建其所谓的“大同”社会的。“舍生取义”等崇高的道德践履。
   从2004年起,“和谐社会”①就成了一个当前中国最流行的政治词语,“和谐”这个汉语词汇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它的对应英文名为harmony,表示调和、协调一致的意思;在音乐术语上则表示为和声、和声学;它的词义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时代。在中国,我们经常听说的是儒家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差异统一思想,或者道家的阴阳和谐思想,而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体现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和谐思想。
 
  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具体说来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包括着经济公正、政治开明、政府高效廉洁、道德成熟、文化先进等等方面。然而,对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于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蛮荒。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政府体制改革等)但文化道德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本上毁掉一个社会!因此,我们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社会生活的治乱兴衰同人们的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气数首先取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演变!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的转型期,当人们一方面津津乐道于GDP的飞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时;另一方面官德的失范、公德的淡漠、道德的沦丧、人格的缺陷无不一次又一次地扣击着人们的心灵!发展是硬道理。我完全赞同,但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的和标准是什么似乎并不清楚,以至于发展本身成了目的,成了畸形儿;数字增加的代价不仅仅是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道德文化资源的枯竭。
 
  一 中国文化已经丧失了整合社会的能力
 
  “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② ,在社会大变革的中国尤为如此,这就决定了文化中最重要的功能——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当然,我并不否认文化的审美、娱乐、传播知识等功利性功能)这种整合功能只能产生并存在于文化的整体结构。如果结构解体了,中国即使有再多的京戏、气功、书法字画、烧香拜佛或飞檐式的大屋顶,也只不过是些有如杂耍式的幻影罢了。
 
  与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结构以“家”为核心。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则是家庭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自“五四”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来,在寻求强国之路的搜索中,无论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从本质上都是对中国文化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扬弃。而最根本的摧毁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必然与原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家与国在结构上的分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根本性的解构。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与西方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今日中国的家庭从数量上虽居世界之首,却由于家族文化结构的解体,只剩下配偶结合与繁育后代的动物性意义,其随文化结构的坍塌成为一盘散沙。我如是说,并非认为文化结构应该固定、不需要任何变革而固守于传统文化。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了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
 
  不幸的是,我们正处于这个危机的时期。
  “五四”运动摧毁了旧的文化,也毅然决然地将西方文明的冲击转化为中国文化创新的挈机,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成长新的历史轴心,并开显出了中国现代三大文化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和现代新儒学。它们分别代表了这样三种中国文化走向的现实路向或模式,即:“改造现实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与自身传统实现彻底的断裂以全盘承受现代西方文化”;“重新厘定儒家的象征符号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以“对于人们此时此地的重大需求有所反应”③;可以说,这三大思潮都是对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所构造的问题境况的某种回应,而且它们都要“把自身的立场整合到世界历史的和人类全球性的语境中去。”④
 
  当前展望中国文化的健康成长无疑依赖于这三大思潮的良性互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在各种理论取向的相互竞争中并作为历史选择的结果已卓然取得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人成了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这里,我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主张应该对其进行反思,反思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使其更能有助于人们回答现实问题,既包容各种思想理论的对话与交流,构建多元文化而非“一统天下”,又要考虑到各种现实的限制性因素而不被思想现状同化掉,保持自身思想独立的理论视野。
 
  值得一提的,现代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向现实及未来的实践充分开放的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那么深重历史之鉴且深具文化传统性意识的儒学显然已基本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变革的要求了,而马克思主义却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充分肯定实践的价值优先性,它的灵魂是实事求是,而且其意识形态方法论在原则上同样可以用于它自身,以自觉反思自身教义的僵化或教条主义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已毫无价值,而是指今天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失去自己的立场而去漂流在传统中”⑤,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经过诠释或“创造性的转化”,儒家的许多理念仍是值得我们珍视。如它们对知行关系的问题的反思、对人的自我反思能力与自我现实问题的重视、反省人的问题必须从现实的具体的人所遇到的境遇出发的观念等等。

  二 在蛮荒的精神领域里重建道德
 
  构筑21世纪的现代价值和社会文化理想,建设文明的现代和谐社会,没有一个健全有序的道德与之相匹配,必然是跛足的。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可以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乎无可质疑。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历来试图从道德上入手来构建其所谓的“大同”社会的,从孔子的“仁者爱人”,但“亲亲有术”、“爱有差等”⑥到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⑦,彼此平等相爱、均沾爱利;从黄老把人伦秩序作为宇宙的有机构成,提出以“天地之阴阳、刚柔之道统一于仁义之道”⑧的思想,到秦汉以来“将天人合类”,归为“道之大原”⑨,确立出三纲五常的伦理权威,都确立了此后整个封建社会伦理的基本道德原则。
 
  再反观我们今天的社会,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精神的大厦在崩塌,男男女女们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日益相互为敌、道德沦丧、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注意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广泛深入,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变得日益模糊,与我们形同陌路。我们把信息当知识,把知识当智慧,这世界失去了思想的巨人,只剩下土拨鼠似的侏儒学究和畸形专家在茫茫碌碌;由半文盲的歌星充当哲学教师,作茧自缚的法律取代了道德良心,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成了维持太平的唯一保证,我们感到了空前的危机,已到了“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规范,没有目标,唯余本能”的道德蛮荒时代……
 
  我们知道,道德的实质乃是对人的无止境的欲望进行调控,在生活资源匮乏、物质财富相对欠缺的社会生活环境里,为避免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和人际冲突,极需限制人的欲望;这是道德规范的践履,并不是个体自觉的产物。这就决定了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起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依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依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恶为道德必要性做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和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是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的社会里无从实现,道德的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我认为原因有三:
  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利还未移交给社会。
  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监督机制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利相结合才能发生作用。
  三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并非人人平等。道德败坏与权利的结合、权利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
 
  道德领域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孤岛。要使道德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目前社会发生变革之际,要培育新型的社会生活状态:
 
  一拓宽社会成员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渠道,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健全社区生活,鼓励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广泛建立社会互助及公益组织;强化生活共同体意识、重树共同体内的道德舆论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社会成员树立“公民”意识,接受“公德”规范,提高社会成员在社会公共生活过程中的道德水平。
 
  二呼吁“重建道德”并不等同于主张道德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唯一整合力量,并非是“泛道德主义”或“道德至上主义”,还需要依托现代法制的强制规范。当今的道德滑坡决不是起源于什么宗教性道德的空位,而是来自世俗性道德规范的不健全,尤其是法律及监督机制的无效。因而拯救中国的道德滑坡并不需要人人都成为圣徒,而只是需要人人都成为合格的公民。
 
  三要使社风气有所好转,根本的做法不是使改革倒退,只能使改革到位,即在教育、文化、司法、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内逐步进行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的改革。在“狭义豪情”被个人享乐主义逐渐取代的今天,社会舆论可以倡导“大公无私”,“舍生取义”等崇高的道德践履,但政府更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社会公共治安和反腐倡廉的重任。人作为道德主体,只有在自由意志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做出道德的判断,而道德判断做出之后,还需要社会氛围的配合和鼓励,才能进一步促使其付诸行为形成一种道德践履。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仍是任重而道远!
 
  [引文]:①2004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
  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三联书店,1989,第24页
  ③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齐鲁书社
  ④[德]阿佩尔《哲学的改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版,第80页
  ⑤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64页
  ⑥《论语•学而》
  ⑦《兼爱中》
  ⑧《易传》
  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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